1945年4月14日至25日，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又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由平江县境内进入岳阳县东乡渭洞张谷英村，在此驻防休整十二天。有关南下支队在张谷英村的史事，过来一段虽曾有提及，但不甚详细。现笔者根据有关史料加以综合整理，以填补岳阳党史军史上的某些空白。

　　张谷英村位于岳阳县渭洞乡（现岳阳县张谷英镇），周围山陵岗丘环绕，村子就位于这群山之间的盆地中。张谷英村建于明嘉靖年间，至今已五百多年。整个村子由三大既独立又相连结一体的建筑群组成，共有大小房屋1732间，气势恢宏，是一处保存完好的古建筑村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张谷英村与岳阳县东乡都曾属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张谷英村所处的笔架山背面的柘港洞，曾是中共湘北特委机关驻地。湘北特委领导的红军湘北独立团及当地游击队曾在这一带活动过。

　　南下支队司令部是什么时间进驻张谷英的，时间上说法不一。

　　根据南下支队副政委王恩茂日记记载：“4月14日，军直移张谷英。”这里所说的军直是指南下支队改称“湖南人民救国”，即原支队司政后组成的军直属部队，也即军司令部，故称军直。但更多的说法则是4月16日。

　　一是南下支队到张谷英后，直接任命在当地的原岳阳县籍共产党员，并被支队领导任命为中共岳阳县委书记兼岳阳县政府县长的周继佶说：“四月十六日，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移驻渭洞张谷英。”

　　二是1985年出版的《岳阳市党史资料汇编第二辑》说“四月十六日，我军军事指挥机关移驻岳阳渭洞的张谷英。”

　　三是平江县著名党史专家凌辉在其《从延安到平江》一文中说：“4月16日抗日救国军指挥机关进驻岳阳县渭洞张谷英村。”

　　那么以上两个日期，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笔者认为显然王恩茂的说法应是正确的。王恩茂是南下支队副政委，他在随军南下时一直坚持写日记，故他在日记中记载的（南下支队）救国军军部进驻张谷英的时间应是正确的。翻看他自4月14日至25日十二天的日记，除15日与16日他与王震司令员去谈家坊下属之五六两支队视察工作未写张谷英外，自17日至25日九天的日记中都记有张谷英地址，并记载了在张谷英工作生活情况。在其4月17日的日记中还写到“军部驻张谷英已四天了”。17日往前推四天，恰好是14日。而南下支队政委王首道在其《忆南征》书中说，“在张谷英驻扎十多天中”，所做的各项工作。而他所说的十多天中，即自4月14日至25日共十二天，符合十多天之说。如按4月16日至张谷英，那25日离开，也仅十天，没有十多天。因此南下支队进驻张谷英的具体日期应以王恩茂这个当事人的日记所记载的4月14日为准。

　　张谷英过去虽然曾是红军战斗过的地方，但距湘北特委与湘北独立团调往其他地方已过去十四年，今天的村民们对当前的抗日战争又有什么认识与想法，这是南下支队迫切需要了解的，王首道在《忆南征》中回忆：“在张谷英驻扎的十多天中，我们邀集各阶层人物座谈，召开中小型会议，做了大量的工作。广大群众纷纷控诉国民党顽军烧杀掳掠的罪行。他们说：顽军不敢动日军一根毫毛，只会敲诈勒索平民百姓。他们一到，就要鸡子、鸭子、猪子、票子和婊子，老百姓都叫他们是‘五子军’。我们乘此机会，列举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制造摩擦，妄图歼灭我军的阴谋，进一步宣传我党坚持团结抗战，共赴国难的一贯政策，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拥护和衷心赞助，许多青年经过我们宣传教育，都踊跃地加入到我们队伍中来。”

　　而副政委王恩茂记录了与住户张先生谈话：“他对于军队，认为只要能抗战爱民就是中国的救星，不管何种军队；对于时局的主张，赞成团结抗战，不赞成内战”；“对于蒋介石丧师失地不满，这些是代表了相当多数中间阶级的中间态度。”

　　由于张谷英村地处深山之中，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未曾打到这里。因此张谷英及渭洞地区成为岳阳县城及已沦陷为敌战区或交战区人们理想的避难之处，许多富商及地主也先后携家带口来到此处。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南下支队抽出部分副营连级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附近各村开展工作。

　　4月19日，支队政治部一个做地方工作的同志向支队领导汇报说，大王洞有个周继佶，原加入了党，现在怕出来工作。现在被我们带来让领导给他作工作。王震司令员与王首道政委亲自接见了他。经了解，周继佶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后回岳阳，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过国民政府岳阳县游击队长，并在岳阳城区天岳山街开办过“十字街头”书店，售卖进步书刊，宣传抗日救亡道理。还曾担任过中共岳阳中心县委军事部长。1939年6月“平江惨案”后，疏散离开岳阳。在衡阳国民党中央军校任通讯教官时，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曾在中央日报登过脱党声明。1944年回到家乡大王洞消极度日，怕继续革命会遭时任国民政府岳阳县长黎自格暗杀，黎曾在张谷英屠杀过包括王国雄、李开桂夫妇等十名共产党员。周继佶不敢出来工作的主要原因就是怕南下支队不能在此久驻，一旦支队离开就会遭到镇压。另外自己曾被逼写过脱党声明，不知组织会如何对待自己。

　　王震与王首道听完他的叙说后，考虑到他虽被迫发表过脱党声明，但未出卖组织或同志，未造成重大损失。又因南下支队到张谷英后，这是他们接触到的唯一一个曾是党员的同志，现在需要一位熟悉岳阳当地的同志出来协助工作。对周继佶这样的同志，拉过来仍是自己的同志，推出去则不利于工作。于是两位领导便耐心地给其作工作，并重新介绍他入党。决定组建战时中共岳阳县委，任命周继佶为县委书记。同时成立岳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原任命一位叫刘大身的支队干部为县长，因这位干部生病无法到任，便任命周继佶为县长并兼任岳阳县游击总队队长。

　　周继佶受命后，即在张谷英一座房子的大门外面左右两边各贴一张白纸，分别书写“岳阳县抗日民主政府”与“岳阳县游击总队”牌子，两块牌子，一个机关，军政一体。两个机关干部仅周一人，及两个通讯员，再无其他工作人员，县政府成立后，主要工作为统战与扩军工作。约十天时间内，即将渭洞、饶村、朱公桥一带有名望的绅士，无论开明与否，基本上都拜访与接见过。而扩军工作也初见成效，招收青年战士二十多人。不久，支队领导又将下面各大队招收的七八十名新兵全部转移到岳阳县游击总队，使部队发展到一百多人。此后几月，游击总队扩大到三四百人，并被命名为“岳（阳）临（湘）”游击总队，随支队主力转战湘北鄂南一带。

　　1946年8月下旬，岳临游击总队随支队北撤至中原解放区，总队大部人员并入中原军区部队，少部分并入三五九旅，并随三五九旅返回陕甘宁边区。而周继佶进入中原解放区后，被抽调至“东干队”，北上东北参加了三年解放战争，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与革命干部。

　　支队司令部在张谷英驻防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值得写入张谷英历史的事件。据王恩茂4月20日记载：“下午朝鲜民族解放义勇军成立，我和司令、政委一路去参加了他们的会议。”

　　全面抗战时期，一批流亡中国的朝鲜青年组织成立朝鲜义勇军，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1938年10月，经国民政府批准成立朝鲜义勇队。1938年12月16日《新华日报》报道了朝鲜义勇队在火线上英勇战斗，瓦解日军，活捉俘虏的事迹。1939年在湖北通城附近的一次战斗中，朝鲜义勇队用日语反复喊话，使200多名日军士兵丢掉枪支，打出白旗投降。

　　后来在华北战场上，一部分崇尚共产主义的义勇军参加了八路军，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用日语喊话，瓦解日军及朝鲜籍日军的斗志，进行敌工工作。三五九旅从延安出发时，考虑到在华南地区与日军作战时，也需要做瓦解日军的敌工工作。于是从延安带了十几名朝鲜义勇军的同志参加南下支队。因此1946年4月20日，这十多名朝鲜义勇军的同志，在张谷英正式成立了南下支队朝鲜义勇军小队，受到支队领导的高度赞扬与肯定。过来一段时间，由于资料缺乏，许多人不知道南下支队中还有朝鲜义勇军队的同志一路随军南征北返，更不知道这些义勇军在岳阳县张谷英成立朝鲜义勇军的事例，幸亏有王恩茂同志的日记记述此事，才得以公之于众。

　　王震司令员从延安南下时，中央组织部曾委托他调查一下岳阳籍共产党员杨乐如情况。杨乐如是岳阳县毛田镇马冲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岳阳坚持地下斗争。

　　1938年中共岳阳县委恢复重建后，曾任县委组织部长，中共岳阳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书记等职。1939年“平江惨案”后，他将所有暴露身份的党员送去延安或新四军，自己于1941年初也奔赴延安，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工作。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时，他被康生诬蔑为有政治问题遭逮捕关押。王震到岳阳后，问过曾任中共岳阳中心县委军事部长的周继佶，证明杨乐如是位好同志。同时从缴获的国民党岳阳县政府县长黎自格签发的“密令”中，杨乐如是必须“格杀”之人，也证明杨乐如同志是真正的革命者。1946年10月南下支队北返延安后，向中央组织部反映调查的情况。但康生仍固执己见，于1947年撤离延安时，将杨乐如同志杀害。建国后虽为杨乐如平反昭雪，但仍令人唏嘘不已。

　　综上所述，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领导机关虽然在张谷英村仅待了十二天，然而他们在张谷英村开展统战工作，扩充部队，创建地方民主政府，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为创建湘鄂赣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值得充分肯定。

　　参考文献

　　①王首道著《忆南征》人民出版社

　　②王恩茂著《王恩茂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

　　③《岳阳市党史资料汇编》第二辑

　　作者简介：邓建龙，男，1949年生。岳阳文史研究专家。中国现代史科学会理事、湖南中共党史学会会员。多年从事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军史、岳阳地方史志研究。著有《岳阳老街巷》《岳阳历史探微》《千年古城话岳阳》《旅行漫记》等书，主笔《中国共产党岳阳历史大事记》，编著《血火湘北——岳阳抗日战争历史图片集》《艰难的探索》《岳阳旧闻》等书，主编《岳阳市南区志》《岳阳楼区文史》《湖南技师学院校史》等书。